書刊印刷是書刊出版的基礎，與書刊出版密不可分，受到書刊出版的促使和制約 。而近代書刊的出版又與近代這一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緊密相連。近代書刊印刷隨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繁榮而繁榮。鴉片戰爭之前，由于清政府執行閉關鎖國政策 ，致力于傳教書刊出版的西方傳教士難以進入大陸進行以出版方式為主的傳教活動。他們徘徊于南洋一帶的濱榔嶼、馬六甲等地，時而進入香港、澳門和當時中國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因此初始階段的近代書刊印刷均出自香港、澳門和廣州等地，而且發展極為緩慢。

鴉片戰爭失敗，清政府被迫于1942年8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并于1843年起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個通商口岸。至此，清政府閉關鎖國政策撤底破產，西方傳教士遂從南洋一帶陸續遷到上述地區。例如，近代上海兩個較大的印刷出版機構墨海書館和美華書館，就分別由馬六甲、巴達維亞和澳門經寧波遷至上海。近代出版與印刷基地也隨之北上。開始了以西方列強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宗教、文化入侵，以及中華民族中的先進分子憂國憂民、頑強抗爭為背景的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發展過程。而近代書刊印刷于此作出了卓越貢獻，自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這期間，文化侵略的需要，工藝技術的演進，西書漢譯的興起，新教科書的濫觴，政治運動的推動，商業資本的投入，殊途同 歸，導演了這場中華大地波瀾壯闊而又史無前例的中西文化大融合和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歷史畫卷。書刊印刷也因此進入一個嶄新的

歷史新時期。